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育文化以其特有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创造力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与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相互激荡，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图景。体育不仅以其健身、娱乐、观赏、探险、旅游等多种文化形态，迎来其自身的文化繁荣，在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促进文化消费等方面效用引人瞩目，而且将其活力注入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等其他文化领域，使之朝气蓬勃，生生不已。我国体育文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转型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体育发挥更多的作用。然而，体育却滞后于时代的进程，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出现了发展瓶颈，如：1）体力活动不足导致的慢病迅速蔓延；2）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3）高水平竞技运动人才短缺；4）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精英体育难以良性互动；5）群众体育参与的组织支撑不足；6）体育、教育、卫生等部门合作缺乏共识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体育文化，因为体育文化的核心由精神层面的体育观念、体育认知、体育意识等极为重要的元素构成，以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左右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如今，中国体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是指其错综复杂的体制机制改革及相关利益格局的调整，也意味着改革已经深入到观念和认知层次，体育文化的滞后对体育发展的制约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体育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折射出体育文化的困惑。当下，中国体育要走出发展瓶颈，需要紧扣时代变化，重塑体育文化，发挥其对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这就需要对体育文化进行较为全面的历史梳理，明确其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之道。
1 体育文化的定义
1.1 体育文化及其要素界定
文化，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也是理解最具歧义的一个概念。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界定为学界广泛引用：“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Tylor，1871）”。泰勒的文化概念囊括了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等人类的所有创造物，虽然颇具影响，但因其太过繁杂，个性不彰，这种广义的文化界定为后人所诟病。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等（2011）就批评道：“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亨廷顿等从纯主观的角度切入，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美国文化学者格尔茨（1999）也认为泰勒的文化概念“模糊之处大大多于所昭示的东西”，也主张代之以狭义的、专门化的，也是理论上更为有力的文化概念。他借助马克思·韦伯的观点：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的确，如果文化什么都是，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学界对泰勒文化概念的批评切中肯綮。然而，狭义的文化概念也需要清晰而明确的表述，这里，中国学者何传启（2009）“着眼于操作层面”对文化的界定颇具新意，“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文化复合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制度是文化的核心，观念是文化的灵魂。”
这一文化概念的表述简明而清晰，但其文化中3个要素的序位表述欠妥，且制度要素定位也有不准之处。本文沿用其框架，稍加调整，将体育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体育的观念、知识和制度的复合体。价值观是体育文化的灵魂，知识是其基础，制度是其支撑”。构成体育文化的观念、知识和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并不意味着体育文化是为文化而文化的玄学空论。恰恰相反，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观念、知识和制度通过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及其千姿百态的衍生文化形态，作用于人和社会，从而产生各种实际效果。人们正是通过体育文化应用于实践的外显形态来体验和分析体育文化的。因此，体育文化的物化形态尽管不在其概念界定的范围内，却是认识和讨论体育文化须臾不可离开的实践依据。这样，由观念引导（魂）、科学基础（识）和制度支撑（制）组成的“体育文化之体”及其应用于实践的“体育文化之用”，构成了讨论体育文化的逻辑结构。
1.2 体育文化要素的依存关系
体育文化的“魂、识、制、用”各具功能，相互依托又相互制约。其功能大致如下：
体育价值观赋予体育以意义，使体育成为追寻和实现一定意义的发展过程。它规定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体育文化的发展前提，统领体育文化的各要素和形态，对体育文化具有导向性、基础性和整合性的重要作用，是体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依据。价值观不仅决定体育文化的性质，且规范其内在要素的关系结构及与外环境的联系。价值观是体育文化的根本立场，决定着体育文化“识”探求的方向、“制”设计的准则及“用”适应的范围与对象。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导体育发展的观念也因时因地而变，在剧烈变迁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诊断体育文化，确定其发展状态，首先要观察的是其价值观是否合理，其赋予体育的意义是否契合社会对体育的需求。
体育知识决定着体育文化的科学性，决定着构建体育文化的材料真实可信，还是臆想编造；践行体育文化的途径切实可行，还是虚无飘渺（如通过身体修炼，夺天地之造化，可长生不老，肉身成仙）；体育的功能仅限于物质状态的身体，使之体格强壮，还是同时涉及人的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使之全面发展；体育的作用仅限于个体，还是同时涉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体育知识赋予体育文化以科学精神，不断破除迷信，为体育价值观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从而让体育文化沿着理性的道路前进。
体育制度是体育文化“魂”“识”与“用”的结合部，包括体制机制，是精神形态的体育文化通向物质世界的桥梁，是将体育理念付诸实践的转化器，发挥着载体和工具的作用。其状态决定着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和运作的顺畅性。不仅如此，体育文化之制也是体育文化体系与社会文化体系在操作层面的结合部和互动界面，它将体育文化内嵌于社会大文化的运作结构中，使之成为社会文化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注意的是，尽管体制机制由于其独特的关联性和操作性，在体育文化中居有重要位置，但其在体育文化中工具的位置和手段的作用并不因此而改变。
体育活动如各种竞技项目、健身保健、运动会及其衍生物，如体育设施、体育文学、艺术、影视等是体育文化的外显形态，种类繁杂，形式多样，难以尽述。体育文化的实践形态一方面受制于体育文化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也检验着体育文化“魂”的意义、“识”的真伪和“制”的效率。通过这种检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得体育文化吐故纳新，保持勃勃的生命力。
据此，研判体育文化的状态，涉及4个基本问题：1）以何种价值观念为引导（魂）？2）以何种知识体系为基石（识）？3）以何种体制和机制为支撑（制）？4）以何种形式将该价值观和知识物化为体育实践形态并实际操作（用）？
显然，体育文化的实际状态和效用是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践的有效性取决于价值观念的感召力、认知的科学性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体育文化的理想状态是，其内三者（魂、识、制）相互和谐，其外契合于社会。然而，在现实中体育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常存在不同步的现象。当其落后于社会进步时，以文化滞后性阻碍社会发展，而当其居于时代潮流前沿时，又以文化的先进性推动社会进步，如改革开放的理念之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体育文化是滞后还是引领，取决于其能否与时俱进，自我更新。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体育的多种潜能得以释放，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其发展由集中统一到多元分化，类型日趋多样，内容日趋繁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态势。
2.1 “三化”并存的发展格局
40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的状态大致可概括为“三化并存”的发展格局：政治维度的赶超体育文化，经济维度的商业体育文化和社会维度的惠民体育文化并存。这3类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依据各自的发展逻辑展开，促进了中国体育和社会的发展。
2.1.1 政治维度的赶超体育文化
政治维度的赶超体育文化的概念界定：以体育树立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认同，促进国家建设为目标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制度安排。其文化特征为：1）魂：体育服务于国家层面的目标；2）识：体育服务于政治的体育理论，体育与政治互动的认知；3）制：层级政府为主干，行政指令运作，单位执行的制度安排；4）用：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增强体质的群众体育。
长期以来，赶超体育文化是我国体育的主导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就历史而言，这与近代以来在外敌侵略的压力下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独立自主有直接关系。就社会而言，则是经济社会积贫积弱的状态造成民族体质虚弱，无法造就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在这种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对外宣示国家主权，对内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中国体育的必然选择，此时体育文化的主旨是赶超，让中华民族迅速站起来。赶超体育文化集中体现于“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和“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友爱、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谢琼桓，2000）。其制度基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和集生产、学习、生活为一体的“全能型”社会制度——单位制。
赶超体育文化卓有成效地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改善了民族体质，将一盘散沙的民众聚集起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来源：中国体育报
